破解经济疲软的关键在于提高民众收入，而非单纯刺激消费

2026年上半年，一组令人关注的经济数据显示出一些矛盾的现象。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981元，实际增幅达4.2%；而人均消费支出为14836元，实际增幅仅为2.7%。这意味者收入的增速超过了消费支出的增速达1.5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倾向保持在约64.56%，与去年相比略有下降。简单来说，居民的收入增长超过了支出，剩下的部分变成了存款。到2026年6月末，家庭存款总额已高达173.48万亿元，人均存款超过12万元，仅上半年新增存款便达到7.59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二季度调查显示，63.9%的家庭倾向于更多储蓄，只有22.5%的家庭倾向于增加消费。大量资金正在银行中积累，而消费者支出却停滞不前，这不是简单的“是否想花”的问题。

要理解消费低迷的原因，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收入端的问题并不复杂，却需要深入分析。根据招商银行的年报，拥有金葵花及以上等级的客户虽然仅占2.65%，却控制着71.56%的银行零售客户资产；反观97.35%的普通客户，共同持有的资产却不足30%。此外，西南财经大学的家庭金融调查显示，全国家庭存款的中位数仅为8.7万元，其中超过74%的家庭存款低于10万元。这些数据清晰地反映出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至0.3至0.4，而低收入群体则高达0.8至0.9。比如，一位月收入五万的人可能只会花掉多发的几千元，而一位月入三千的人则会将额外的千元全部支出。高收入者通常已经满足了他们的消费需求，而多余的资金又增加了存款，真正需要消费、愿意消费的大多数人却没有余钱。在收入增长持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情况下，整体消费率难以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黄群慧提供了一个正面的数据：2021年至2025年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51万元增长至4.34万元，年均实际增幅为5.4%。城乡间的收入倍差从2.5倍缩至2.34倍，为“十四五”期间的成就。然而，这一平均数据并没有涵盖收入增长中的结构性困境。

再来看税收和收入再分配制度，收入分配的问题只能算是表层。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结构的约9%，而作为财富调节的财产税和遗产税多年没有形成有效机制。个税及财产税与GDP的比重持续下滑，导致财富调节税收在GDP中所占比例仅为0.6%，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均值2.9%。尽管流量得到了一定调节，但存量几乎没有任何制度力量推动它进入消费循环。如果一个高收入者将1000万元存入银行，这笔钱对其消费行为的边际影响几乎为零；但假如这笔资金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流向1000个低收入家庭，每户多出一万元，基本上都会用于生活开支如餐饮、教育和医疗。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指出，从中长期来看，必须通过增强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加强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不断巩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这段话的核心在于“有收入才能消费”，“有保障才能愿意消费”。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在社会保障方面，3.2亿灵活就业者的困境正是“不敢消费”的根源。在2026年一季度，社保断缴人数突破5800万，其中60%以上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灵活就业人员的断缴率高达38%。在2.8亿灵活就业者中，仅有7057万人参保养老保险。以一名30岁的外卖骑手为例，他每月收入8000元，缴纳社保、房租和水电费后手中剩余不足1000元；而相同年龄的白领则因公司为其缴纳大部分社保，自身只需支付几百元，保障从未中断。同样在城市工作，却存在着如此大的经济压力。灵活就业者没有用人单位可分担社保费用，所有保险费用均需自付，且收入本身波动性极大——这个月可能过万，下个月则可能没有订单。当每月的刚性开销几乎把收入掏空时，未来的储蓄几乎变得不可能。这并非是缺乏远见，而是收入结构已不允许其作出长期规划。

面对消费疲软，各地普遍采取发放消费券等措施。2026年国庆文化与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预计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补贴。消费券的确能降低消费者的实际成本，刺激市场流量和营业额，带动餐饮、家电、汽车等行业的复苏。然而，消费券的问题不在于有效性，而在于它所能激发的消费边界。消费券能激活的是那部分原本就有消费意愿但因某种原因犹豫的人群。它能够促使原本打算下月更换手机的消费者提前下单，但无法改变一个月光顾完账单后根本没有剩余的人的消费状况。